第一章    序曲：1919年5月

倘若时光倒流，回到战后十年的初期，此时你如果环顾四周，会觉得有什么东西好生奇怪吗？自从1919年以来，美国人的生活环境大为改观。话虽不错，可究竟有什么变化？

让我们重温记忆，来回顾一对家境富裕的年轻夫妇的生活。他们也许住在克利夫兰、波士顿、西雅图或者巴尔的摩，这都无关紧要。那是在1919年5月的一天。（我选择的这个特殊日期，是1918年“一战”停战后6个月，当时恰逢美国成功地从战争状态向和平时期转变，战后十年所带来的深刻变化刚刚开始。）要想回味时光的流逝如何改变了你我以及我们的生活环境，这种方法再好不过了。

1919年5月的这天早上，史密斯先生坐到餐桌前吃早饭。他的外表仿佛和20世纪30年代没什么两样（也许他的窄裤腿会把你吓一跳）。男装样式一向变化不多。但是史密斯太太的模样却大为不同。

在吃早餐的史密斯太太身着套装，裙子长达脚踝，仅离地面6英寸。她在《时尚》杂志上读到了骇人听闻的消息：裙子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短，“自波旁王朝时期以来，上流社会女性的衣裙从未高过脚踝”。不过6英寸仍是正统的高度。春天已经到了，她现在穿着浅口鞋；去年一个冬天，她都把脚踝裹得严严实实，不是穿着高筒靴和系带高帮软底鞋，就是穿着镶鹿皮的漆皮长筒靴。她脚上的长袜是黑色的（如果穿棕色鞋子，她就搭配棕色长袜）；一想到穿肉色长袜，可能会让她心惊胆战。几分钟前，史密斯太太还套着长筒形内衣和衬裙，从衬裙上层层叠叠的皱边来看，她显然不想流露出孩子气，而是倾向于成熟女性的装束。

史密斯太太可能会扑粉，但也许不肯化妆。在1919年，尽管使用化妆品不再被看作烟花女子的独有标志，早熟的女孩子已经开始大胆地化妆，但教养良好的女士多半对胭脂口红心存反感。美容业刚刚起步，美发店只有十几家，史密斯太太从未听说过充满魔力的整容手术。她戴着帽子去购物的时候，会罩上一层面纱，整整齐齐地别在脑后。在商店里，她可能会买一套夏天穿的泳装，那将是一件真丝或印花棉布的外衣罩在紧身内衣上，当然还有长袜。

她的头发很长，也许从来没想过女性也能经常光顾理发店。你如果忘了当时普通民众对短发的看法，请听听纽约棕桐花园酒店经理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说法。1918年11月的一天晚上，他恰巧把酒店礼堂租给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开会，结果导致了一场骚乱。他解释说，有位衣着光鲜的女士坐着豪华汽车前来，安排借用礼堂的事宜。他还补充道：“我们要是当时就注意到她那一头短发，而不是现在才发觉，就不会把礼堂租借出去了”。在史密斯太太和棕桐园酒店经理看来，短发女郎和长发男子一样，就算和自由恋爱无关，也和激进主义有关联。

史密斯先生和太太坐下来吃早饭，他们也许考虑到这顿早餐需要足够的卡路里——他们只要去问问孩子就能对此有所了解，不过夫妻两人多半谁也没听说过维生素。

史密斯先生一边吃饭，一边打开晨报。无论史密斯先生的读报品味多么初级，这也肯定不是一份通俗小报：尽管报业大亨赫斯特已尝试推出小幅图片报，但此时第一份大获成功的通俗小报还未诞生。直到1919年6月26日，《纽约每日新闻》才摆上了报摊，从此开始起步，第一年发行量就有近25万份，5年后超过80万份，10年后发行量数目惊人，竟有130多万份。

史密斯先生手中的报纸上，头版头条正是美国海军NC-4水上飞机经停亚速尔群岛成功飞越大西洋的报道。这次飞行成为1919年5月份最轰动的新闻。［此时英国的阿尔科克（Alcock）和布朗（Brown）还没有直飞横渡大西洋，几周后他们完成了这一壮举，比林德伯格的飞行早了8年。］不过报纸上其他新闻也不少：巴黎和会处于缔结合约的最后阶段；胜利国债成功地实现超额认购（宣传海报上大声疾呼：“我们一定能够完成任务！”）；又一批美军士兵从海外归来；新一轮罢工威胁迫在眉睫；西雅图市长欧雷•汉森（Ole Hanson）在演讲中公开指责，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这个时代带来了苦难；宪法修正案有望通过，可以预见此举会使妇女在国民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亨利•福特（Henry Ford）起诉《芝加哥论坛报》诽谤，福特在法庭上公然把叛将班尼迪克•阿诺德（Benedict Arnold）称为作家，当律师问道：“我们这个国家发生过革命吗？”福特答道：“当然了，是在1812年。”

如果史密斯先生仔细阅读体育新闻，就会看见报上隐约提到波士顿红袜队有位年轻的投手和外场手名叫鲁斯，不过新闻标题上找不到他的全名贝比•鲁斯（Babe Ruth）。［1919年4月，鲁斯打出一次本垒打；5月份打出两个；他在这个赛季还有更大的收获，体育记者开始注意到，鲁斯不断刷新纪录，当年共打出29次本垒打；纽约扬基队如获至宝，在赛季结束后以12.5万美元收购了鲁斯。1920年夏天，有个男子因看到鲁斯把球击到看台兴奋致死，显然大众找到了新偶像。不过在1919年，领衔美国棒球大联盟的是传奇老将泰•柯布（Ty Cobb），而不是鲁斯。］

史密斯先生在体育版上看到，里卡德将在俄亥俄州托莱多市举行一场拳击赛，对阵双方是重量级冠军杰西•威拉德（Jess Willard）和未来的大众偶像杰克•邓普希（Jack Dempsey）。（你可能还记得，1919年7月4日，有19，650名品行堕落的观众坐在灼热烈日下，眼睁睁地看着邓普希在第三回合把6英尺6英寸高的拳王击倒在地，老成持重的市民读到这条新闻时不禁大惊失色。要是知道8年后邓普希和唐尼对决的门票收入是这场拳击赛的5倍多，这些正派人不知道会怎么想？）体育版上或许有17岁的南部高尔夫球冠军鲍比•琼斯（Bobby Jones）的新闻，还有四处赢得网球比赛的威廉•T.蒂尔登（William T.Tilden），不过此时两人还不是全国冠军。即使鲍比•琼斯当年大获全胜，也很难成为传奇英雄——尽管高尔夫球运动日益流行，却还没有成为美国商界人士每周必不可少的运动项目。史密斯先生很可能对此不屑一顾——“大人们竟然耗费时间去打一个地上的小白球”；毫无疑问，他从来没听说过灯笼裤；万一他要去打高尔夫球，千万别穿着灯笼裤走在大街小巷里，不然小孩子会朝着他乱嚷嚷：“嘿，瞧那家伙的裤子！”

我是否说过，到了1919年5月，战争已经成为过眼云烟？史密斯先生手中的报纸，却依然提醒人们战争的存在。不仅有巴黎和会的新闻.，还有战争英雄阿尔文•约克（Alvin York）归国的消息，其中最为丑陋醒目的，就是每天刊登的阵亡名单。

高额的生活开支是史密斯夫妇谈论的紧迫问题。史密斯先生满心希望增加薪水，可物价上涨让家庭收入相形见细。食品、房租、衣服和税金，样样东西都在涨价。那个时候人们戏称，就连1美元都没有的人也比过去多出50美分，假如铸造7美分的硬币付电车车票，下一年准保得停用，非要造出14美分的硬币来。史密斯先生恳请太太精打细算，史密斯太太反而提醒他，从1914年以来，牛奶从一夸脱9美分涨到了15美分，沙朗牛排从每磅27美分涨到42美分，黄油从每磅32美分涨到61美分，鲜鸡蛋从每打34美分涨到62美分。拿固定薪水的人吃苦受罪也不足为奇，大学里开始讨论，应用“自由公债”活动中的筹款方式，来增加外界对大学的捐赠。至于房租，比食品价格还糟糕；停战以来，住宅与公寓日益紧缺，牟取暴利的房东和经纪人成了公众的眼中钉。史密斯先生对太太说，“比起'一战'来，这些投机商人更可恶。”

吃完早饭，史密斯先生开着自己的车去上班。这辆车可能是列克星敦、麦克斯韦尔、布里斯科、泰普勒，要么是道奇、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哈德森，反正绝对不会是克莱斯勒：此时克莱斯勒刚刚当上通用汽车公司的第一副总裁。无论这辆车是什么型号，车身都比19世纪的汽车要高，乘客可以环顾四周、居高临下。史密斯先生开的十有八九是敞篷车（1919年制造的汽车中仅有10.3%有顶篷）。当时四门轿车刚刚开始流行。在公众心目中，高级轿车不免和财富联系在一起，报纸漫画上的可恶奸商都开着豪华车。

假定史密斯先生开的就是车身高、外形难看却实用有效的福特T型车，让我们来看看他的举动。他打开右边车门上了车（因为前座左边没有车门），手伸到方向盘边，把火花塞和油门操纵杆定在2点50分的位置。除非他另外买了电子启动装置，不然就要用手摇起动柄。史密斯先生用右手摇起动柄时格外小心（他有个朋友就被起动柄打断了胳膊），同时用左手食指操作控制阻气门的电线。他拉动电线，大力摇起动柄，汽车引擎终于开始轰鸣，他立刻跳上踏板，把火花塞和操纵杆调到2点25分的位置。他也许能在发动机停止轰鸣前抓到操纵杆，如果是在清冷的早晨，恐怕还没等碰到操纵杆车就熄火了，他还要再次摇动起动柄，拉住电线。史密斯先生真希望太太能坐在驾驶座上，在发动机熄火前就推动点火杆。

随着发动机正常轰鸣，史密斯先生终于握住了方向盘。他松开应急手刹，左脚踩住低速踏板，汽车在街道上呼啸而过，他抬起左脚让汽车开足马力。眼下他唯一担心的是街上长长的斜坡一一昨天他就在这儿烧坏了刹车，今天早上他必须记得要用倒挡踏板或低速踏板来刹车，要么两者兼用，要么三种踏板轮流使用（把你的脚踩在任何踏板上都能让汽车减速）。

史密斯先生开上了空荡荡的公路，路上比十年后畅通得多。他在上班路上遇见的汽车，还不及1929年的1/3；1919年在美国登记的轿车不到700万辆，仅仅10年后就超过了2300万辆。他附近的水泥路不会很多，道路不足的情况在汽车限速上就有所体现。1919年，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等几个州的汽车速度限制在每小时30英里，平均限速为20英里（1931年达到每小时35或40英里）。1919年伊利诺伊州的限速标准体现了当时的特色；城市居民区行驶时速限制在15英里，建筑地区限速10英里，弯道限速6英里。两个半小时内行驶100英里在史密斯先生看来十分危险，对20世纪30年代保守的司机来说却是家常便饭，而在1919年的公路上开车，史密斯先生的看法倒也不错。

白天上班的时候，史密斯先生谈起了商业环境。目前情况看起来有了好转。停战后有一段时间经济形势不明朗，股价不断下跌，是因为大量的政府合同被取消，战争时期加班加点开工的工厂开始大批裁员，但从那以后情况日益改善。如今大家都在谈论国际贸易和美国船运的光明前景，各家造船厂全速运转。举行罢工的次数的确不少，看上去工人们涨工资的要求永远也得不到满足。不过连史密斯先生也承认，这不能全怪工人们，物价每周都在上涨。商业活动有了起色，从军队退伍的人就更容易找到工作，远远好于史密斯先生料想的情形。回想起去年冬天和今年初春，大家纷纷议论那些在街上奔走、没有工作的退伍军人。当时的《生活》杂志刊登了一幅漫画，漫画上的山姆大叔对士兵说：“小伙子，为了你我在所不惜！你究竟要什么？”这个士兵回答道：“我要份工作。”眼下，这些小伙子渐渐地进入了职场，唯一笼罩在商界上空的阴云，就是罢工、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股市中涌动的投机浪潮。

报纸的财经版面上赫然写着“牛市让经纪人不堪重负”的标题，他们表示“员工要长时间工作”。这些话听起来是否似曾相识？有没有让你想起1928年至1929年的大牛市？纽约股市于1919年5月31日休市的决定，使报纸作出如下评论：“掌控纽约市场股市和债券买卖的高度专业机构感到筋疲力尽，需要稍作休息。”而在1919年5月，股市连续多个交易日达到150万股的交易量，令金融家忧心忡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考虑对投机行为提出警告。当年股市创下6个交易日连续达到200万股交易量的记录，在145个交易日中股市交易量都超过100万股。倘若有人告诉史密斯先生和他的同僚们，此后11年间股市单日交易量将高达600万股，而300万股的交易量就被视为“几近停滞”，让“专业人士无精打采地进行交易，普通大众感到毫无兴趣”，他们究竟会怎么想？1919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一个交易席位，价格约在6万美元到创下新高的11万美元之间；史密斯先生可能难以想象，到战后十年结束前交易席位会涨到50万美元。

在1919年5月间，证券交易所每天的交易记录很少占据报纸专栏。场外交易市场的称号倒真是名副其实，纽约百老汇大街那个热闹非凡的露天市场，只见小伙子们一边接着电话，一边从高高的窗口探出头去，脸上表情丰富，吵吵嚷嚷地和窗底下人行道上拥挤的交易者打手势。史密斯太太出去购物的时候，脑子里压根不会想到股票价格。而1919年那个“空前绝后的牛市”却给投身股市的人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从1919年2月15日到5月14日，鲍德温机车公司股价从72美元涨到93美元，通用汽车股价从130美元涨到191美元，美国钢铁公司股价从90美元涨到104.5美元，国际商用船队普通股股价从23美元涨到47.625美元（归功于交易员纷纷看好船运业无限发展的能力）。

史密斯先生外出吃午饭的时候，只好绕道行驶到他所在的俱乐部，因为这天从欧洲战场归来的大批士兵在参加游行，纽约市的几条大街都挤得水泄不通。1919年的春天，正是胜利大游行的季节。从法国布雷斯特军港起航的船只陆续驶入纽约港，甲板上站满了士兵，接受纽约市市长海兰（Hylan）组织的欢迎委员会的问候，有时担任代表的是衣着笔挺、年轻英俊的市长秘书格罗夫•华伦（Grover Whalen），他在此后的岁月中把欢迎仪式简化成一门科学，升华为一种艺术。为了纪念美军士兵凯旋，纽约市在第五大道通向麦迪逊广场的交会处建造了高大的灰色拱门，据说有40位艺术家为拱门的设计做出了贡献（《纽约先驱论坛报》遗憾地评论道：“这件作品看来是400个而不是40个艺术家的创意，集各地拱门的特色为一身，不禁让人想起，别忘了把勃兰登堡门上头那四匹马也加上。”）沿着第五大道向前走，在纽约公立图书馆前面，有处高塔林立、棕桐摇曳的神圣所在，那就是阵亡将士纪念堂，《纽约先驱论坛报》言简意赅地点评这座建筑的装饰效果——“平添了死亡的危险”。向北走上几个街区，一座珠光宝气的拱门架在第五大道上，“犹如布满了辉煌灿烂的宝石，连着两根星光闪烁的白柱”；拱门上五颜六色的探照灯在夜晚格外炫目。第五大道上彩旗飘扬，美军27师的游行队伍从拱门下通过时，空中洒满了五彩纸屑和白色纸条，人行道上挤满了欢呼的人群。不仅是纽约沉浸在迎接归国将士的热情氛围中，其他城市也举行了胜利游行。本城的威严长者站在检阅台上，旗帜飞扬在半空中，士兵手中的刺刀在春日艳阳中分外闪亮，乐队奏起一曲《长长的小路》。此时人们的幻想还没有破灭，举国欢庆英雄凯旋，英雄们却只希望这场喧嚣平息下来，他们可以换上便服、睡个懒觉，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把这一切忘到脑后。

当天史密斯夫妇受邀前去参加本地酒店的下午茶舞会，所以，史密斯先生一下班就匆匆忙忙地去赴这场欢宴。这家酒店如果紧跟潮流，就会用爵士乐队来替代传统的管弦乐团给舞会伴奏，不过当时乐池前面的萨克斯手绝不会吹奏出这段动人心弦的乐曲：“无尽的悲伤却不露声色，没有过去也没有记忆，没有未来也没有希望……”威廉•伯利梭（William Bolitho）称其为战后岁月的时代精神。当时爵士乐队演奏的是《我一直在追逐彩虹》，这首歌曲是哈里•卡罗尔（Harry Carroll）在战时谱写的，此前哈里斯•费希尔（Harrison Fisher）劝他说，肖邦的《即兴幻想曲》完全可以改编成优美的拉格泰姆音乐。乐队也会演奏《微笑》、《达达尼尔海峡》、《印度斯坦》、《日本睡魔》和《我爱星期天》，还有一首歌的歌名成了战后十年最经久不衰、令人厌倦的俚语，那就是《我说她会的》。跳狐步舞的人中有很多身着笔挺的军服。舞池里还有位穿蓝色军服的法国军官。当时的宴会如果有穿着外国军服的宾客露面，会增添几分战时罗曼蒂克的气氛。灯光昏暗的棕桐厅中，也许还有缠绵怫恻的情侣，不过史密斯夫妇对此毫不留意。此时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还没有描写美国年青一代的问题，让全美为之震惊。

几支舞跳罢，史密斯先生信步走出酒店，进了家酒吧（如果该州尚未实施禁酒法的话）。他看到酒吧里有一群人，一边大口喝着布朗克斯鸡尾酒和加冰苏格兰威士忌，一边垂头丧气地谈论着禁酒法案。7月1日，战时禁酒法将正式生效（禁酒法原本作为战时法令制定，但总统直到一战停战后才签署通过），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明确表示禁酒法长期有效。而在当时，蒸偕和酿造酒均遭到禁止。夜总会的常客深知开怀畅饮的代价，因此，烈酒价格非常昂贵。不过这家酒吧做的生意依然正当合法。当然在这里看不到女士的身影，1919年女性饮酒还非常罕见，在酒吧里喝酒依然是男人独享的特权。尽管邀请史密斯夫妇的主人会在晚宴前送上鸡尾酒，夫妻两人却对替代下午茶舞会的鸡尾酒会闻所未闻。

史密斯先生伫立在酒吧的铜杆旁，仔细倾听人们对禁酒法令的议论。有人提起禁酒法就愤恨不平，可也不是所有人都对此感到气愤。有个男子把手中的布朗克斯鸡尾酒一饮而尽，说他将来有一阵子肯定挺想喝酒，不过转念一想，“在一个没有酒精的国度，他的儿子们会生活得更好”。有两三个人对他的看法颇为赞同。禁酒法令得到全美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战争时期人们心中斯巴达式的热情尚未冷却。这些人本以为等到第十八条修正案正式生效，酒精就能从这片土地上消失，这种想法没有一丝嘲讽的意味。他们隐约期盼着一个永远禁酒时代的到来。

史密斯夫妇出席的这场晚宴上，有些大胆无畏的女孩子竟然抽起烟来，她们吸烟的模样不免有几分装腔作势、肆无忌惮。（1919年全美国的香烟消费量还不到1930年的一半。）

晚宴结束后，人们可以去电影院，看看查理•卓别林（Charlie Chaplin）的《从军记》、道格拉斯•范朋克（Douglas Fairbanks）的《纽约牧童》、玛丽•毕克馥（Mary Pickford）的《长腿叔叔》、女明星蒂达•巴拉（Theda Bara）和珀尔•怀特（Pearl White）主演的影片，或者是格里菲斯导演的《残花泪》，这部催人泪下的影片广受好评。他们也许会打一局竞叫桥牌（当然不是传统的合约桥牌）。几年之后大家爱不释手的麻将，此时才刚刚出现。他们可以谈谈当时的畅销书，比如说《天启四骑士》、塔金顿的《安倍逊大族》、康拉德的《金箭》、布朗德•维特洛克（Brand Whitlock）的《比利时》和威尔斯的《不息的火焰》（巨著《世界史纲》此时还尚未问世）。他们可能会去剧院：1919年5月间，纽约有许多成功的剧作上演，包括《友善之敌》、《东方三面孔》和《好人奥莱》，这些剧目从战时开始常演不衰，还有《听着，莱斯特》、吉列特演的《亲爱的布鲁图》、女明星弗朗西斯•斯塔尔（Frances Starr）主演的《老虎！老虎！》，为了满足人们对闺房闹剧的浓厚兴趣，《马贝尔的住宅》这部戏应运而生。美国戏剧公会即将上演首部话剧——欧文的《约翰•弗格森》。普林斯顿的上流人士刚投票选出他们最喜爱的戏剧《闪电》（《麦克白》和《哈姆雷特》紧随其后，这两部戏有望赢得饱学之士的选票）；按照先后次序排列，最受欢迎的女演员分别是诺玛•塔尔梅奇（Norma Talmadge）、埃尔西•弗格森（Elsie Ferguson）、玛格丽特•克拉克（Marguerite Clark）、康斯坦斯•塔尔梅奇（Constance Talmadge）和玛吉•肯尼迪（Madge Kennedy）。

这天晚上有一件事是史密斯夫妇绝对不会做的，那就是听广播。

此时无线电广播还没有问世。到处都有爱好机械的小孩子拿着无线电收发机，如果他会莫尔斯电码，就能收听配备发射装置的海上船只和地面电台的信号。当时已经研发出了无线电话，曼哈顿上空飞机里的乘客，可以和下面办公大厦里的人通话。几年前，发明家德福雷斯特尝试过用广播来发表演说、播放音乐，但是毫无收获。直到1920年春天，位于东匹兹堡的西屋公司工程师弗兰克•康拉德（Frank Conrad），把自家谷仓改造成业余时间工作研究站，播放留声机音乐和棒球赛比分，偶然发现竟然引来大量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收听。匹兹堡的一家报纸借机想出了个好主意，给无线电设备做广告，声称“这些设备可以用来收听康拉德博士的节目”。这则广告出现后，西屋公司的高管才决定开设历史上第一家广播电台，来提高该公司无线电设备的销售额。

至于史密斯夫妇，我们再提一句就会把他们抛到九霄云外。他们不但对电台广播闻所未闻，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法国心理学家库艾、代顿小镇审判案、填字游戏、泳装选美比赛、约翰•J.拉斯科布（John J.Raskob）、敲诈团伙、茶壶山丑闻、珊瑚阁、《美国信使》月刊、萨科一万泽蒂案件、试婚、经纪人贷款数据、作家迈克尔•艾伦（Michael Arlen）、华尔街爆炸案、忏悔杂志、霍尔一米尔斯凶杀案、股市广播、地下酒吧、阿尔•卡彭（Al Capone）、自动红绿灯和查尔斯•A.林德伯格（Charles A. Lindbergh）。

此时此刻，他们即将步入战后十年。